接着一位现在乔治亚州一所大学执教的女老师发言,代表学生向伊格尔斯老师告别。然后祭司讲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生平,如同布法罗当地报纸报道的那样,称他为“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不懈的人权斗士”。祭司大约四十来岁,但与伊格尔斯老师已经认识了多年,毕竟他们夫妇俩已经在当地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。伊格尔斯曾是虔诚的犹太正教徒,之后虽然立场有所改变,但在德国和美国生活的时候,基本每周都去犹太教堂。祭司的讲话,不但重述了伊格尔斯老师的生平事迹,而且还个性化地谈到了自己与伊格尔斯的来往。他的评价是,伊格尔斯精力充沛,如同一种“自然之力”(force of nature),生命不息、奋斗不止。他回忆道,直到伊格尔斯过世前的一个月,他还打电话给这位祭司说:“我有重要的事情,需要与你约谈”。大家听了,都禁不止莞尔一笑,因为这正是伊格尔斯的个性特点。他不但活到老、学到老,在研究、写作上永不停歇,而且一直关注社会的公正和人类的未来,对社会问题,不平则鸣、从不含糊。伊格尔斯坚信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,也相信历史进步的观念(他在1950、1960年代的时候,就在《近代史研究》和《美国历史评论》这两本美国史学界的重要刊物上,发表过有关历史进步观念的文章)。但最近十年,目睹世界局势的变化,贫富分化的日趋严重和欧美政坛“向右转”的趋势,伊格尔斯在几次采访的时候承认,他已经对人类社会是否能克服弊端、顺利往前,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充满信心。
与其他几位抬棺人一起,我们将伊格尔斯的灵柩从礼堂抬上灵车。我忍不住对杰瑞米说:“我其实准备了想发言的。”他回答道:“哎呀,真不知道。如果知道,我们一定要你上去的。”我听了之后,更加悔恨不已。跟着灵车开往墓地的时候,我无法原谅自己,因为伊格尔斯老师待我如子,用法语表述,我是他的“学术养子”(un enfant de la maison)。他在世的时候,几乎每周打一个电话给我,聊聊家常,而更多的是讨论我们共同编辑、写作的论著。如果我不在,他会用他低沉、缓慢的声音留言:“这是乔治……(This is George…) ”。虽然伊格尔斯从不署名“乔治”,但他在美国用英语交流的时候,用的是“乔治”而不是“格奥尔格”,师母及德国之外的朋友平时也称他为“乔治”。有趣的是,我儿子出生之后,我告诉他我儿子的中间名字取名为“Georg”,他马上问道,有没有“e”,我说没有,他听后高兴地微微一笑。显然,他认同自己的德语名字,如同他从来都叫我“晴佳”,虽然他知道我从开始发表英语论著的时候,便署名“Q. Edward Wang”。我没有机会对他说我的理由。在我眼里,中文的特点就是要有象形字,加上四声的读法,而拼音无法做到这两点,所以拼音化的中文名字,已经是西化的产物,并无法真正保持中国文化的认同。事实上,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正确地读出拼音化的中文名字,常常错得离谱,让人啼笑皆非。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亚洲和欧洲语言的差距太大。日本人英文发音普遍糟糕,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根据片假名的翻译来读外文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