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死过，我幸存，我作证》：一本书透露出的希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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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虽然邵燕祥先生也是名家，但是他和易中天、梁文道等有别。他是位更老的先生，也不是文化时尚人物，所以他的书一般很难“疯售”。然而他最近出版的《我死过，我幸存，我作证》却一个多月卖了一万多册。

　　此书同样没有文化时尚性，而是通过个人经历呈现的从1945年到1958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断代史。这样一本严肃的四五十万字的大部头，实在考验人们的阅读耐心，但是却不炒作而畅销，这不免有些不可思议。

　　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两个结论：一是目前出版的好书不多，读者的选择有限：二是在失望消沉中我们也窥见了中国社会的良知与希望。

　　历史上，不管中国的现实是如何的糟糕，但这个古老国度的丰富性、厚重感都是不能漠视的，而这一特点的积极作用是，令这个灾难重重的民族韧性很大，从而总是希望不灭。这好比一个厚重的人，这种人面临灾难时总会比轻浮单薄者更能坚持，更有走出困境、起死回生的力量和希望。

　　丰富与厚重不只是意味着忍耐，还深藏着理性的力量。理性是一个民族与磨难抗争并走出困境的核心力量，而理性精神的核心又包含着自省的素质、能力。邵燕祥先生的这部力作之所以畅销，正是这种自省精神在当下的显现与“畅销”。

　　一个民族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，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，是其生命力的重要表现。尤其在灾难临头时，困惑、颓废与骂街，远不如历史性的思考更加有力量，有价值。

　　巨大的内忧外患中产生了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，日本侵华激发了全民族不屈不饶的抗战，文革的劫难催生了改革开放，就此我们都很难说这其中没有理性反思历史的力量。所以，不间断的历史反思，就是“吾日三省吾身”精神的民族规模的体现。

　　自省的内容当然包括在历史的成功中汲取营养，但是价值更大的则是反思历史的教训，而邵先生的新作，正是这样的一本书。此书的畅销，不仅仅只是一本书的事情，它还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复兴话题下中国现实社会理性与自省的暗流。“畅销”，竟然透露出了“复兴”的深层希望。

　　丰富性意味着复杂的分层。中国社会的分层历来是复杂又比较清晰的。即使当今中国，同样有着一个保持理性、坚守道义、忧国忧民、趣味高尚的阶层在不断努力着、探求着。这本书的畅销，不乏就是一个局部的实证。

　　反过来想，若是没有了这个阶层，才是恐怖的，才是民族与国家的大不幸。几天前孙郁先生在《北京青年报》开办关于鲁迅的讲座，到场的人数及提问的水平，同样让人们在秋寒中感觉到了几分暗涌的温暖，而邵燕祥便有“当代鲁迅”之誉。虽然他一再表示这是不能接受的妄誉，但他也承认自己是鲁迅及其精神的追学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