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题: 赖国栋︱布罗代尔,欧洲的辩护者 [打印本页] 作者: xiaoniao290 时间: 2017-10-4 11:31 标题: 赖国栋︱布罗代尔,欧洲的辩护者 书籍史专家罗杰·夏蒂埃认为,布罗代尔(1902-1985)提出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仍然有效,例如“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;各种时间尺度的相关性;历史对象的建构方式”,因此他有重新讨论的价值(Roger Chartier, The Author’s Hand and the Printer’s Mind,Polity,2014)。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合著的《历史学宣言》向当今历史学界发出了类似的倡导,指出“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”,有必要回归长时段。现阶段重新燃起对布罗代尔的兴趣,可能跟他提出的一些命题、看待历史的宽视野以及强调科技的作用有关。
如果进一步追溯,还可以追溯到他在美因兹、吕贝克战俘营(Offizierslager)里的那段经历。如布罗代尔在1972年的纲要性自传《个人见证》一文中所说,战俘营那段经历奠定了他的许多历史概念和研究主题,研究它们是“在部分上直接回应那段悲剧岁月”(Braudel,“Personal Testimony”,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, Vol.44, No.4, 1972, pp.448-467)。1940年6月-1945年5月,布罗代尔都被关在战俘营里,因不是刑事犯和犹太人,而是政治犯,根据《日内瓦公约》的规定,就可以利用战俘营里的图书馆开展阅读、研究和讲座。他在美因兹的战俘营里,是“大学中心”的“校长”(recteur),有特权在德国人的审查、监视下从大城市图书馆或通过红十字会借调一些书籍和杂志。他甚至还在这一期间的《年鉴》杂志上发表了四篇文章,里面所引的德文参考资料就是这么来的。他在1941年5月1日寄给费弗尔的信函,已经包含《地中海》前五百页的初稿。布罗代尔“几乎全凭记忆撰写了这部关于十六世纪地中海的巨著”这种说法,是不科学的,也不符合事实(《地中海》,第8页)。
《资本主义》也是与学界前辈竞争的产物。彼得·伯克在《法国史学革命》(《法国史学革命》,刘永华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)中谈到了布罗代尔的对话对象是马克思、马克斯·韦伯、维尔纳·桑巴特、熊彼特等关于经济、资本主义的讨论。他们确实是布罗代尔在坚持历史学本位、提倡跨学科交流时的对话对象。如果转变一下角度,从法国史学的内部传统看,布罗代尔也是在跟巴黎大学的老师、犹太裔亨利·奥瑟(Henri Hauser)讨论。奥瑟在《资本主义的起源》(Les débuts du capitalisme,1927)中认为,这种经济制度是“现代性的开端”,但主要是由新教推动的。费弗尔至少有五篇文章专门谈到“资本主义”和“资本家”这两则术语,认为宗教改革因为鼓励劳动和工作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崛起;资本主义是“一个新近出现的词”(Febvre, Vivre l’histoire, Robert Laffont/Armand Colin, 2009, p.603)。布罗代尔认为,欧洲的转型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,但这种转型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近代早期安特卫普、阿姆斯特丹这样具有全球影响的中心。布罗代尔的“资本主义”概念一方面要比奥瑟、费弗尔的更严格,更多关联到商业和金融,另一方面与他们的宗教价值说有所偏离。
阅读《资本主义》应该注意到继承和创新,其实也不乏“合作”。1951年起,布罗代尔同时开启了三种出版计划,从这些计划可以大致看到他构想出的世界经济研究蓝图:(1)商业和商人,1952—1973出版了三十六部;(2)货币—价格—情势,1952-1973出版了十一部,(3)港口—道路—交通,1951-1969出版了二十八部,外加1988年一部。其中分别有二十部、六和十七部处理的是地中海沿岸的区域。这些著作以不同的形式成为《资本主义》的参考材料。布罗代尔在修订《地中海》期间,寻求“欧洲的近代中国研究之父”(杜希德语)白乐日和印度经济史专家索内尔(DanielThorner)的帮助,以理解文明的连续性及其借鉴和排斥外部革新、影响的能力。布罗代尔将中国和印度看作是可以与欧洲相比较的两大文明。文明的连续,重要原因在于科技的革新,而科技革新来自社会经济的需求和压力,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引发不同的科技需求。《资本主义》提到,“一切都取决于技术,技术起着第一位的作用……技术是女王:技术改变世界”,将技术推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到一个极高的位置(第一卷,第532-533页)。在论及中国古代的科技为何有一段时间停滞时,布罗代尔解释说,一方面是廉价的劳动力阻碍了机器的使用,另一方面是社会条件不允许(第二卷,第738页)。布罗代尔对中国文明的观察,依赖于汉学家白乐日、谢和耐等的研究。谢和耐后来致信给伊懋可,谈到科技的作用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:“中国的技术天赋一直举世瞩目……在西方,自从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就有一种鄙视劳动的传统,并对奴隶和农奴征收罚金,而这在中国不大常见。”(Mark Elvin, “Braudel and China”, in John A. Marino, ed., Early Moder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,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, 2002, p.238)
史学作品上,法国之外的一些学者直接表明受到他的影响。例如,安东尼·瑞德的《东南亚的贸易时代》是“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所展示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东南亚”的具体实践(商务印书馆2010年,第2页),米罗诺夫的《俄国社会史》被认为是“遵循年鉴学派传统”(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,第2页),于尔根·奥斯特哈默《世界的演变:19世纪史》提到布罗代尔的方法,试图探询每一个分支领域“自身的运转模式(‘逻辑’),以及更具普遍性之趋势与偏重地方性之变种之间的关系”(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,第9页)。这份受影响的清单还可以罗列下去。又比如,印度经济史专家乔杜里(K. Chaudhuri)的《欧洲之前的亚洲》(Asia before Europe,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1990)旨在向布罗代尔表达“致敬、回忆和对话”(p.3)。
《东南亚的贸易时代》、《世界的演变:19世纪史》
布罗代尔的学生,比如勒华拉杜里起先是追随老师,在法兰西学院的开讲辞中谈“静止的历史”,还提到未来的历史学家“要么是程序员,要么什么都不是”,后来却写了一部微观史的代表作《蒙塔尤》。又比如,另一位学生肖努(Pierre Chaunu)尤其在利用海关档案研究西班牙和美洲贸易关系的《塞维利亚和大西洋》(Séville et l’Atlantique)中运用了计量方法,专注于系列史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却转向研究宗教史。从这种影响的谱系来看,无论是《地中海》还是《资本主义》抑或布罗代尔的其他著作,它们之所以让人重新燃起兴趣,大概不在于为世界文明、资本主义、欧洲城市化以及历史学的功能提供的那些解答,而是因为他提出了不少可供进一步思考的“一般历史问题”。